译文
追思历史上的得失兴亡,看那奸佞误君祸国事端桩桩。
尧与舜圣明仁义爱护百姓,后世百姓常称颂永志不忘。
齐桓信用小人死后国乱,管仲耿介忠直美名远扬。
晋献公听谗言被骊姬蛊惑,可怜孝子申生横遭祸殃。
徐偃王行仁义不设武装,楚文王心恐惧将其灭亡。
殷纣王暴虐无道身死国灭,周得天下幸赖吕望贤良。
武王效法前贤施恩布惠,封比干之墓将其德昭示四方。
天下贤俊慕周德纷纷亲附,人才日增天下一心国力强。
法令严明治国之道顺畅,兰芷纵在幽僻处亦散馨香。
我苦恼群小对我嫉妒中伤,想箕子为避难装疯卖傻。
《七谏·沉江》是一首代言体辞。王逸《楚辞章句》认为:“东方朔追悯屈原”,作《七谏》。根据司马迁《史记》记载,屈原在写下他的绝命词《怀沙》之后,“怀石遂白沈泪罗以死”。东方朔这首《沉江》便是用代言体模写了屈原投江自杀前的悲愤之情和复杂心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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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篇四十句,大致可划分为三段。首段(1-9 句)以 “惟往古之得失兮” 为核心,主要表达屈原对历史兴衰的思索。诗人开篇提出论断:“惟往古之得失兮,览私微之所伤”,此句不仅是该段中心,更是全篇主题,辞中涉及的历史或现实题材,均为这一结论提供依据。将世道盛衰仅归因于是否 “亲近佞臣(‘私微’)” 的思想,作为一种历史观虽显浅近,但相较古今中外 “天道循环”“绝对理念” 等形而上的高深学说,却更具现实感性内容与批判价值 —— 历史的耻辱与灾难,人总有不可推卸之责。故而诗人在分析齐桓公、晋献公信用谗佞的惨痛教训后,通过 “纣暴虐以失位兮,周得佐乎吕望” 的鲜明对照,倡导国君褒奖耿直之士、亲贤
此辞首先展现了屈原于投汨罗江前的内心煎熬;继而揭露了朝政的昏暗,以及屈原壮志未酬的怅惘与无奈;最终向君王倾诉自己的忠诚。全篇通过追溯前朝圣贤的事迹,梳理古往今来的兴衰脉络,同时针砭楚国的现实政治,抒发了屈原对君王失政的痛切之情。即便身临危局,仍眷恋故国、忠谏君王,彰显出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。
放象事类以见祸,推原往验以处来,事者亦能,非独圣也。周公治鲁,太公知其后世当有削弱之患;太公治齐,周公睹其后世当有劫弑之祸。见法术之极,睹祸乱之前矣。纣作象箸而箕子讥,鲁以偶人葬而孔子叹,缘象箸见龙干之患,偶人睹殉葬之祸也。太公、周公俱见未然,箕子、孔子并睹未有,所由见方来者,贤圣同也。
鲁侯老,太子弱,次室之女倚柱而啸,由老弱之征,见败乱之兆也。妇人之知,尚能推类以见方来,况圣人君子,才高智明者乎!秦始皇七年,严襄王母夏太后薨。孝文王后曰华阳后,与文王葬寿陵,夏太后子严襄王葬于范陵,故夏太后别葬杜陵,曰:“东望吾子,西望吾夫,后百年,旁当有万家邑。”其后皆如其言。必以推类见方来为圣,次室、夏太后圣也。
秦昭王七年,樗里子卒,葬于渭南章台之东,曰:“后百年,当有天子宫挟我墓。”至汉兴,长乐宫在其东,未央宫在其西,武库正值其墓,竟如其言。先知之效,见方来之验也。如以此效圣,樗里子圣人也;如非圣人,先知见方来,不足以明圣。然则樗里子见天子宫挟其墓也,亦犹辛有知伊川之当戎。昔辛有过伊川,见被发而祭者,曰:“不及百年,此其戎乎!”其后百年,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焉,竟如。辛有之知当戎,见被发之兆也;樗里子之见天子挟其墓,亦见博平之墓也。韩信葬其母,亦行营高敞地,令其旁可置万家。其后竟有万家处其墓旁。故樗里子之见博平王有宫台之兆,犹韩信之睹高敞万家之台也。先知之见方来之事,无达视洞听之聪明,皆案兆察迹,推原事类。
春秋之时,卿、大夫相与会遇,见动作之变,听言谈之诡,善则明吉祥之福,恶则处凶妖之祸。明福处祸,远图未然,无神怪之知,皆由兆类。以今论之,故夫可知之事者,思虑所能见也;不可知之事,不学不问不能知也。不学自知,不问自晓,古今行事,未之有也。夫可知之事,惟精思之,虽大无难;不可知之事,厉心学问,虽小无易。故智能之士,不学不成,不问不知。